11月19日，韭菜园司法所，一位社区矫正对象递交的思想汇报。图/记者辜鹏博

　　因涉入一起杀人案，黄明(化名)从一名普通公民成为犯罪嫌疑人。他称自己一直是守法公民，因劝架而被卷入，觉得“有些冤”。

　　刚进看守所时，黄明认为自己没错，想不通。近一年的看守所生活后，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进入社区进行矫治，则让他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接受矫正，不免珍惜政府给自己的机会。”目前，黄明一边服刑，一边为未来的生活打拼。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认为，社区矫正工作对其稳定情绪起了一定作用。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劳教制度行将废止，社区矫正制度将逐渐健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也可能在不久后面世。社区矫正能否替代劳教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黄明所经历的改造过程，将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其他违法者身上。

　　有人身自由的服刑者

　　11月20日，芙蓉区检察院监所科工作人员来到韭菜园司法所找矫正人员谈话。这是检方的例行工作，目的是掌握社区矫正人员最新动态。黄明赶来了。他身穿休闲服，斜挎包，看起来风风火火。

　　谈话结束后，黄明下楼走进司法所办公室，与工作人员打招呼，递烟。办公室内，他接了几个电话，言语轻松。

　　挂了电话后，黄明在司法所电脑安装的指纹识别仪上按下手印，完成了本月的登记。“我可以走了吗?”他问工作人员。后者点了点头。

　　几句寒暄后，黄明谈话内容多起来。“我以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生活方面没影响。现在和朋友交流，很多人不知道我出过这个事。我除了不能离开长沙地区，每月必须来司法所签到，递交思想汇报，进行公益劳动，其他方面与以前没区别。”

　　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提醒：“思想上还要多加强学习。”

　　黄明说：“好。”

　　黄明和朋友约了聚会，他跟工作人员打了声招呼，背着包离开。

　　如果不是有人告知，记者不会意识到他此时的身份是罪犯。

　　去年，在一起发生于饭店的杀人案中，黄明实施了暴力，被警方刑拘。

　　司法所工作人员说，黄明之后在看守所，以及接受社区矫正时表现不错，该所对他的管理很有可能从普管变成宽管，届时黄明将更自由。

　　黄明掰着指头算接下来的日子。

　　社区矫正带来的改变

　　黄明30岁，生意人，自称“以前从没进过派出所”。出事后，黄明说“当时吓死了，没想过会这样。别人打架我劝架，也动了手。不料最后那个人被我这边的人杀害了”。

　　被警方抓获后，黄明“心里好怕的”，“被抓后我跟检察官聊天，他说你都快30岁了，怎么还这么冲动?我说我当时一点也不懂法”。

　　黄明被刑拘后住进看守所。“要劳动，要编凉席，我根本不晓得搞。”

　　在看守所，黄明跟室友聊天。“有人说我太背(倒霉)了，还有人说丧气话，要我仇恨这个仇恨那个。”黄明说，自己还是有一定独立思维的，没被室友们洗脑。

　　失去自由后，黄明开始反思自己，他在看守所中认真翻看法律书。在此期间，他的亲友也与受害人家属进行协调。“花了不少钱。”黄明说，他在看守所问过干警，得知自己这类情况，可能判缓刑。

　　2009年，长沙市制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根据细则相关规定，黄明属于四类可接受社区矫正对象中的一人。社区矫正人员可在长沙地区自由活动，每月去司法所或矫正中心进行指纹签到，递交思想汇报即可。但不到最后结果出来，黄明心里不安。

　　“我预计，好就是缓刑，不好就是坐牢。如果判缓刑，我就觉得可以了。我很后悔，但没有后悔药。”

　　黄明在不安情绪中等到了开庭，听到审判长宣判自己为缓刑，“我放心了”。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黄明工作比以前更努力。司法所工作人员说，黄明属于自己思想上已经想通的，他服从司法所的安排，每月去签到，递交思想汇报，进行公益劳动。

　　黄明说，“这里与看守所不同，人身自由不受约束。国家跟我搞了矫治，也是给了我们这些人一个机会。”

　　黄明对案件的评价是：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要第一时间走开。有一次，他和同学出去玩，又遇到一伙人打架。同行者连忙按住黄明，黄明对他们说，没事，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对父母的劝告，他现在也“更听得进”了。

　　“我现在是低调行事，平静过完这一段。”

　　矫正不可能“包治百病”

　　2009年，长沙市社区矫正工作正式移交司法部门。从那时起，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职能多了社区矫正这一块。

　　韭菜园司法所工作人员介绍，根据长沙市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规定，司法所的矫正工作除了给矫正人员定期签到、安排其进行公益劳动、收集思想汇报外，还会通过聊天，掌握他们的思想，并依此进行劝说。

　　例如和黄明聊天中，司法所工作人员对他说，遇到打架这事，你去劝，不一定能达到效果，有的事情不以你的目的而转移。黄明听了后连连说是。

　　“但有人对判决存在心理差距，觉得不公，认为自己不是那么回事。那么我们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要让对方服气。”工作人员说。

　　不过，司法所工作人员并不认为矫正工作“包治百病”。“首先，罪犯的思想要端正。矫正肯定会起作用，但是需要时间。”

　　一个例子是，一名罪犯不认为自己有罪，有过激思想，因此不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管教。为了做通他的工作，工作人员连续数月上门做工作，最后终于奏效了。也有一部分人始终不听劝解，不愿每月来司法所签到，那就只能收监。

　　很多人认为，如果加强社区矫正的物质与人员条件，矫正工作的效果能提高。韭菜园司法所工作人员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如果能进行一定的法制教育，配合心理医生，矫正效果会更好。但目前司法所并不具备相关条件，差距很大。例如人才问题、编制问题等。”

　　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说，这种情况整个长沙市都存在。“很多司法所只有一个人，这与社区矫正法没有立法有关系，首先要有法律保障。”

　　但司法所工作人员也认为，即便条件足够，社区矫正也不可能“包治百病”。社区矫正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纠正罪犯，但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目前，长沙市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准入有一定考量，也就是“把好入口关”。

　　首先，要考察罪犯居住地。罪犯要满足“缓刑、管制、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条件”，要保证在其居住地进行社区矫正。第二，要考察罪犯生活来源。“如果他生活没有保障，就很有可能重新犯罪。”第三，要考察罪犯的犯罪情节。“涉毒的不行，因为他会影响到其他人；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也不行。”第四，要考察罪犯过去在社区的表现情况。如果社区方面不同意，那也不行。

　　社区矫正管理部门还依照风险高低，对矫正对象划分等级。同时，检察院监所部门对整个流程进行监督。如发现不合规定人选，会通过检察建议等途径进行监督纠正。

　　“从目前情况来看，社区矫正工作还是能降低重新犯罪率的。人在监狱里容易交叉感染，而接受社区矫正的话，学坏的可能性会更小。”司法所工作人员说。

　　观点

　　“劳教废除后，

　　社区矫正难度可能加大”

　　本报长沙讯 长沙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社区矫正能够使一部分符合条件的罪犯离开高墙，脱下囚服，见到亲人，体现了管束惩罚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改造方针，同时也兼顾奖惩和社会稳定。

　　该负责人介绍，长沙市是全国第二批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城市。2007年，长沙县、天心区司法局开始试点。2009年7月，试点经验在全长沙市推开。2013年7月，长沙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

　　“从今年初至10月底，全市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8126人，累计解除矫正4697人，在册社区矫正人员3429人。长沙地区的工作特色包括入矫指纹录入、定期集中法制教育等。还为600余名符合条件的人员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手续，帮助400余名无住房、无生活来源、无亲属人员解决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困难。”

　　该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最期待的就是尽快出台针对矫正工作的专门法律，让社区矫正工作有法可依，在制度设计、部门衔接、工作流程、人员配备等方面都更加规范。

　　劳教制度取消后怎么办?该负责人介绍，目前来看，劳教跟社区矫正在性质上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劳教制度废除之后，法院的量刑标准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判决结果，到时候缓刑的数量势必会相应增加，就会加大社区矫正的管理难度。记者吴可

　　没有了劳教，相关部分

　　会不会收归社区矫正?

　　潇湘晨报：劳教制度废止后，用什么东西来填补这一真空，目前并没有信号。对于劳教制度，通过法律完善和直接废除各有怎样的优势?

　　洪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我觉得，首先要有国家法律规范。名称方面，我认为应该体现学习、教育为主。然后，劳动教养要司法化，不能像现在这样行政化。我认为程序应该为：由公安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开庭审理，被告是将被劳教的公民，公民应可以聘请律师，但不能有检察院起诉环节，因为这就与犯罪没区别了。同时也不让检察院代替法院行使权力。

　　潇湘晨报：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各级法院要积极配合劳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延伸审判职能。这透露了怎样的信号?

　　洪道德：我觉得有两个意思。一、把劳动教养收过来，这块改造应该司法化；二、还针对一部分刑事案件，对它们不用花费太多人力物力。既然是轻微，就要快结。

　　本报记者吴可长沙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