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禅和佛寺茶业

　　南台寺禅堂有联：

　　福慧双修兴古刹，

　　农禅并重振宗风。

　　这副楹联肯定了农禅制度在禅宗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制订丛林清规，僧众应饮食随宜，务于勤俭；全体僧人均须参加劳动，上下均力。百丈怀海推行的劳作制度，要求禅林从事作务劳役时，即普遍邀约大众劳作，上下合力，称为普请。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载，此制于唐代即行于各地，当收获蔓菁、萝卜时，院中上座等尽出拣叶；如库头无柴时，院中僧等尽出担柴。盖此制原系倡导农禅，凡耕作摘茶等作务皆以普请为之。百丈怀海的身体力行，使佛寺清规普遍实行，也使佛教参禅修佛与世俗生活完美地结合起来，通过投入劳动，忘怀一切，空诸所有，将身心俱投入到劳作之中，也就是将自己的性灵回归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寺庙多在深山野林，有发展茶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加上有怀海所立规章制度，饮茶渐次成为佛寺参禅一个部分，佛寺参禅修佛需要，茶叶的生产加工迅速发展。南岳衡山佛寺茶叶生产技术不断完善，生产了很多优质名茶，其中能仁寺生产的茶最有名。李群玉的诗《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提到的方及，是一位佛寺制茶高手。方及其人，是南岳佛寺一位高僧，他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有很深交往。诗中说到龙山人“自云凌烟露，采掇春山芽”，也反映寺庙从事农耕劳动亲自制茶的现实。还有一位巽上人，将自制的茶送给柳宗元，巽上人是禅宗和尚法证之徒，柳宗元曾为法证立传。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的《智蟾上人游南岳》就说到“到时春尚早，收茗绿岩前”，反映佛寺参禅习佛和从事农耕的日常生活：

　　终日念云壑，南归心浩然。

　　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

　　野渡惟浮钵，山家少施钱。

　　到时春尚早，收茗绿岩前。

　　佛寺的农耕劳动制度化，称为农禅，农禅与禅有别，但禅院制度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又促进佛教丛林制度的发展。

　　由于农禅制度，农耕与参禅并重，为寺庙发展茶业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马祖道一根据建立丛林的需要和自己悟禅体验，提倡“农禅结合”的习禅生活方式，鼓励门徒开辟山林，自给自足，包括种茶、植树都移入佛门，促进禅林经济的发展。清李元度主修南岳志记载，清雍正13年查稽寺院土地，其中19座寺院拥有土地5112亩，方广寺、永明寺均有土地1000余亩。又有一项数字记载，1919年衡山僧道寺院占有土地12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六。寺院拥有土地，一是出租，二是自己耕种。自百丈怀海制定佛门清规以后，丛林僧众自方丈到执事、执役均参加劳动生产以养活自己，或从事林垦，或耕种农田，砍柴、种菜。宋刘克庄《云峰寺》一诗云：“七里深林集暮鸦，插天金碧被林遮。华堂何止容千纳，菜地犹堪置万家。”云峰寺位于云密峰下，唐代高僧法证曾住此寺，柳宗元与僧寺往来密切，法证之徒巽上人送过柳宗元茶叶，柳宗元有《巽上人送新茶》一诗。可见云峰寺在唐时就已经在寺院种植茶叶，并且有优质好茶。明代开始，南岳茶闻名省内外，制茶成为寺院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夫之《南岳摘茶诗》第八首云：“清梵木鱼暂放松，园园锯齿绿阴浓。揉香捋翠三更后，刚打乌啼半夜钟。”写的是僧寺制茶景象。清潘耒写的《游南岳记》记述：“石皆载土，肤寸出云。虽孤峰绝顶，皆有泉可凿，有土可耕，故大寺院可以安众，而荒岗绝壑，把茅盖头，培竹种茶，皆可易粟，无持钵乞募之苦。”还有些寺院，继续采集野生茶，制作优质名茶，如清康熙年间，北京人刘献廷访水月寺，收到僧寺住持静音送的钻林茶，就是采摘生于林间岩罅中的野生茶叶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