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南岳七十二峰中，岣嵝峰是最南端的一座高峰。对于衡阳人来说，岣嵝峰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登祝融峰略远，游回雁峰太易，去岣嵝峰蛮合适。

　　据清代李元度《南岳志》记载：“岣嵝峰在衡阳县(注：古代衡阳县城在今衡阳市区)北五十二里。”那时，从县城出发，沿驿道北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07国道)，在樟木寺分路，西行二十五里，便到达岣嵝峰下。现在，自衡阳市驱车前往，经107国道至李坳，左转李(坳)界(牌)公路，在十一公里处右转，有水泥路直上岣嵝峰，大约四十分钟车程。

　　衡山古称岣嵝山。晋代郭朴在为《山海经》所作的注文中说：“今衡山在衡阳湘南县，南岳也，俗谓之岣嵝山。”在这个由七十二兄弟组成的大家庭里，唯有岣嵝峰拥有家族的统称。以致有人误以为，岣嵝峰是南岳衡山的主峰。或者说：那块神秘莫测的禹王碑，就在岣嵝峰上。唐代韩愈说过：“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其实，正如郭朴所言，韩愈诗中的岣嵝山是指南岳衡山，传说中的神禹碑是在衡山的云密峰上，最后现身于南宋嘉定年间，现已踪迹难觅。岣嵝峰禹王殿前的禹王碑，是清代康熙年间从衡州石鼓书院摹刻过去的。

　　不过，从康熙到现在，已经有三百来年，岣嵝峰禹王碑成了不折不扣的文物。而且，峰上的禹泉、禹床、禹穴等附带着神奇故事的实物，已经构成一个大禹传说的组合。扑朔迷离的往事，构成丰富的历史文化，永远令人兴趣盎然。

　　“岣嵝”二字，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未收，不知出现于何时。查《康熙字典》，上面引用《博雅》的解释：“岣嵝，衡山。衡州南岳有岣嵝峰，上有神禹碑。”《博雅》即《广雅》，为三国时魏人张揖著。由此来看，岣嵝峰的名称，至少在三国时即已出现。至于是先有衡山名岣嵝，后来又专指岣嵝峰，还是先有岣嵝峰名号，然后转为衡山俗称，则无从考证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岣嵝”原有“山顶”之意，现在已为岣嵝峰专用。

　　岣嵝峰下，人才辈出。知名度最高的，大概要数明朝的祝咏了。祝咏是嘉靖八年(1529)进士，任过给事中、太平知府、赣州知府、四川松藩兵备道副使、陕西布政司左参政等职，政绩卓著。因直言不避权贵，为世俗所忌，遭受诬陷，几起几落。后来干脆辞官归隐故里，兴建岣嵝书堂，致力于教书育人。著名学者湛若水、罗洪先、蔡汝楠、蒋信等均来岣嵝峰访问讲学，并一起游山吟诗。湛若水撰写了《岣嵝书堂铭》、《知生亭记》。状元罗洪先在岣嵝书堂落成时，从庐山精心挑选了六棵幼松，分赠于祝咏和南岳高僧楚石。

　　在王夫之的《莲峰志》里，记载了祝咏与罗状元的一段美谈：祝、罗二人是同年考中进士的好友。某日清早，祝家刚打开大门，外面来了一男子，操着江浙口音大喊大叫：“祝咏在哪里呀?”看门人很惊讶，谁敢如此大胆，随意直呼祝大人的名字，连忙进屋禀报。祝咏说：“这肯定是我那个老同学念庵(罗洪先字念庵)了。”待他出门，人已不见。追了三十里，才追上。后来一同畅游衡山。

　　二

　　这座衡城北面的大山，也孕育了佛教的繁荣。

　　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是岣嵝峰下的法轮寺。同治《衡阳县志》载：“法轮寺，晋云龙寺也，隋炀帝大业十二年赐今名。”根据这条记录，法轮寺应是衡阳市范围内历史最悠久的佛寺。它的创立，比南岳山上的方广寺、南台寺早了一百多年。

　　法轮寺高僧辈出，唐初的大明和尚和北宋末年的景齐禅师是其代表。

　　大明和尚是思大禅师之法孙，与朝中功臣、书法家虞世南，史学家、诗人李百药，宰相岑文本均为方外之交。在他住持法轮寺的时候，礼请三人撰书碑铭，立于寺内。

　　至宋代，法轮寺又出现了一个有才有识的高僧大德，他就是住持景齐禅师。景齐是金陵蒋山(今南京钟山)人，是江西修水黄龙寺高僧晦堂心的弟子。景齐不但精于佛理，还兼通儒术，曾向王安石参问“字说”。

　　崇宁三年(1104)春天，失意官员兼书法家、诗人黄庭坚行经衡州，与法轮寺结下一段因缘。因黄庭坚的老家在江西修水，晦堂是黄庭坚的方外之师，故景齐认庭坚为同门。那时法轮寺的三块名碑，只剩下岑碑，亦败剥不可读。得知黄庭坚来衡，景齐特意请他刊定岑碑，并重新书刻于石。黄庭坚欣然作《重书法轮古碑跋》，记录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写有《赠法轮齐公》诗，盛赞景齐禅师的胆识，畅叙两人的友谊。

　　在广西宜州，黄庭坚写有一份《寄岳云帖》，其内容为两首三言诗：

　　寄岳云，安九夏。无闲缘，实萧洒。碧溪头，古松下。卧槃陀，昼复夜。

　　八德水，清且美。荡精神，浸牙齿。乱云根，众峰里。掬与斟，随器尔。

　　这份珍贵的手帖，原本尚存。帖子何时创作、寄给何人，宋人陆游、胡长孺和今人水赉佑和黄君都有考证，颇有争议。黄庭坚书法研究专家陈志平教授辨数家之说，以充分的论据证明此贴作于宜州，寄予对象是法轮寺景齐禅师。

　　三

　　法轮寺位于岣嵝峰南面山脚，现属岣嵝乡高峰村。千年古刹历经兴废，在民国年间日寇的炮火中走向衰落。

　　1969年，在“破四旧”的狂飙中，法轮寺走完了最后的历程。残存的两进两廓被全部拆毁，拆下来的老火砖，用于修建高峰小学。后来高峰小学重建，这些老砖又砌入学校的围墙。法轮寺的地基，垦成了六亩三分水田。

　　寺后的塔山上，历代僧人的数十座墓塔，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拆除，取石材修建黑石塘水库的涵洞。幸存的两座，也于八十年代被人挖毁。散落于柴草中的，只有无数的碎砖断石。

　　全盛时期的法轮寺，规模还要大得多。据当地老辈介绍：寺设九进十三廊，占地三百多亩。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那一带的稻田，尚有“大山门丘”、“小山门丘”之称，公路桥头名为钟鼓楼，黑石塘水库即原放生池。以此来布局，渡槽以上直到塔山脚下，都是法轮寺的范围。为了证明此言不虚，村支书祝和云随意从田埂边捡起一片上了年代的碎瓦，像是找回一段历史的真实。

　　法轮寺所在的法石垅，地势开阔，上潢水从这里发源，岣嵝峰雄峙于后，群山环绕于四周。那分布于前后左右的五座山嘴，如乌龟伏地，名“五龟护法轮”。左后山坡上，有一块坪地，名化石坪。当地人传说，古时山中多猛兽，常到村里伤害人畜。后被高僧擒获，点火焚化，从此一方安宁。查《衡阳县图志》，其中《方技传》记录了清初法轮寺高僧石隐的故事。说的是石隐刚到这里的时候，野兽常来糟踏园中蔬菜，盗贼也不时来寺中作案。石隐住持该寺之后，野兽驯服，贼人纷纷归还所窃财物。以此来看，传说中的“化”，不是“焚化”，而是“化导”。化石坪，应该叫化兽坪。在岣嵝峰下寻访法轮寺的遗迹，仅见到两块石碑。一块巨大的碑石，曾立于法轮寺侧，估计是功德碑或重修碑记一类，多年前运到池塘边，作村妇的洗衣板。在无数次洗刷后，上面字迹全无，至为可惜。另一块长条形墓碑，侧卧于井边，上方曾作磨刀石。值得庆幸的是，碑面上字迹清晰，墓主是法轮寺第三代住持喝云开禅师，立于乾隆三年(1738)。不知喝禅师何许人也，但名字够威够力。岣嵝峰如今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在峰腰的禹王宾馆左侧山坡上，有两处僧人墓葬群。形制最大的一处，正中墓主为岣嵝峰集云堂第一代僧人融渤，两侧为第二代惺慧和悟慧。此墓初建于清朝康熙九年(1670)，重修于同治四年(1865)，作塔铭者为法轮寺方丈石隐。另一处中间墓主为集云堂传临济宗第三十七世太虚和尚，两侧分别为三十七世可怀和尚和集云堂第十五代瑞云禅师，立碑于咸丰五年(1855)。还有一块丢弃于草丛中的石碑，主人为明悟和尚，没于道光九年(1829)，未载明何宗派。法轮寺的传承体系已难以查考，只能从幸存的墓碑察其大概。从这些墓碑记录的情况来看，至少有几点可以肯定：一是法轮寺在明末清初曾重建，故僧人辈份从头算起。二是自清初至清末，佛教在岣嵝峰上处于鼎盛时期，有能力修建规模较大的僧人墓塔。三是岣嵝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佛教宗派，名集云堂，属于临济宗的支系，至少传承了两百多年。三是集云堂的传承地是在法轮寺。在塔铭中，法轮寺方丈石隐称融渤为“本师”，应为一脉相承的关系。岣嵝峰上，寺庵众多。法轮寺之外，另有“四十八茅庵”之称。从现存地名来看，岣嵝寺、东林寺、西林寺、南林寺、福星寺、云安寺、半山庵、一笠庵、鸡翅庵、观音阁、雷池堂，等等，当地老百姓均耳熟能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