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中国的名山大川，如果说泰山是睿智的尊者，华山是出尘的侠客，庐山是归之山野的隐者，那么，衡山应该是一位书生，他既有钟灵神秀的文采、雍容包孕的情怀，还有匡济天下的血性，既能居庙堂之高，又能处江湖之远。
我的家在衡山脚下，打我记事起，总看到一旅一旅黑衣衫、红肚兜的男女老少从家门前走过——那是一群群虔诚的香客。我一直在想：我天天目睹的这座沉默的大山为何能引万千人顶礼膜拜?五岁那年，我第一次走进了大山。旅行的目的不是游玩，是探亲——叔叔家住大山深处。至今，我依然费解，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五岁的孩子走完三十余里的山路仍兴致盎然。那次同行的是年过花甲的祖母，一老一少沿着已被历史摩挲光滑的石阶，徐徐地攀登。那时我并不知道，一个五岁孩子的脚印会与一位名叫朱熹的先哲的足迹，隔着千年，在那灰白的石阶上重叠。
我终于走进了大山，脚下是霭霭浮云，身边是淙淙溪流，举头是奔突激荡的悬瀑，漫山是青青摇曳的翠竹……值得一提的是，那次旅行，完成了我对诗文化的启蒙，就在途中，祖母教给我一首首的民间俚诗。旅行归来，我入学了。渐及年长，我慢慢读到了徐霞客的“五岳归来不看山”，读到了韩愈的“祝融万丈拔地起，欲见不见青烟里”。我以为，徐霞客、韩愈初入大山的感觉应该如我一样——那是一份惊异、一份虔诚，还有一份类如寻根的情怀。翻开历史，原来大禹治水曾在此得过金简玉书，原来安寝衡山顶峰的是带给人类光明的火神祝融──一切归于神秘。
湖南古属楚地，一代国魂屈原投水汨罗，倒使湘水增了几分风骚，然而湖南却自有无可奈何之处：湖南宋前无诗人。置身于诗的国度却找不到自己的立身之席，又岂是几句郁闷牢骚了得?当洞庭湖上骚客泛舟、祝融峰顶词人抒怀之时，本土的湘人沉默了，但他们自有兼容吸纳的胸怀，他们热情地接待着一位又一位迁客雅士在自己家乡撰文作诗、吟咏风物，并整理、诵读着这些美妙的诗文，向往着有一天，在原乡人里也能站出几位才华毕露、著写华章的“李太白”、“范仲淹”、“苏东坡”……
历史轻轻地翻到了公元1129年，在那个细雨微蒙的冬天，一位在官场辗转半生的老人，带着他的儿子来到了他曾任职过的湖南，下脚在衡山山麓，“夷榛莽、植松竹”，父子开始了著书立说、繁衍生息，一个庞大且注定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湖湘文化孕育出了雏形，历史也淡淡地记下了他们父子：胡安国、胡宏(五峰)。有意思的是，胡氏父子的原籍并不是湖南，而是福建的崇安，这也许注定了湖湘文化生来就得兼容并蓄，不存门户之见。8年后的春天，胡安国逝世，落葬在湘潭的隐山。胡宏则长期寓居于衡山五峰(祝融蜂、天柱峰、芙蓉峰、紫盖峰及石禾峰并称五峰)下，独立治学。“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他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追随到他的门下研经读史，湖湘学者乃至全国学者不远千里而至者也大有人在，其中就包括后来名噪一时的理学大师张栻。
“衡山巍巍，湘水渊渊。南北仰止，孰不慕焉”。在几近千年后的同样一个微雨的日子，我乘兴来到隐山，其时，“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已在神州大地沸沸扬扬。苍松翠柏之间，一生注解春秋大义的老人应已与黄土同朽了，独有白玉墓碑上刻有的“秉春秋大笔，葬天下隐山”之联，令人浮想翩翩、遐思不已。我不由想起了儿时常听父辈们说的一个故事：文定公(胡安国谥号)即将逝世，有仙人托梦，问公何求，文定公笑答，不求名，不求利，但求万千子孙，仙人于是指点择地：葬于隐山之下、涓水之滨。故事十分牵强，令人难以置信，应该是父辈出于对先人的追思和对孩童人生观引导而作的杜撰，倒是两处地名令人深思：隐山——文化深层次的沉淀当归之于隐，先隐而后大显；涓水——德风的垂范传播岂非有类于涓?涓者方可为继!我想，这大概早就预示着湖湘文化终将氤氲于三湘四水，历经年不竭了吧。倘老人泉下有知，也当含笑，试看老人的身后，叱咤风云的湖湘文化传人又岂只万千?
湖南人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了，四大书院湖南居然占了两座(岳麓、石鼓)，湖湘大地处处洋溢读书声。到了明代，一位名冠大江南北的旷世才俊，在烟雨蒙蒙的江南仍铭记着他的祖先曾住憩过的地方，他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号：文衡山。至今，我们在文征明的书帖里依然能轻易找到。我一直都以为，文征明写下“文衡山”三个字应该不仅仅只是对故土的怀缅，或许还有对故乡文化的景仰之情——文衡山即文化衡山。
明代末年，衡山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六经责我开生面”，一位埋头著书的老人将湖湘文化推进了新的境界，“七尺男儿乞活埋”，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的气节。清兵入关后，这位前明的遗民每次外出，都擎一把雨伞，脚穿雨屐，表示誓不戴清朝天、踏清朝地，并亲自带兵狙击清兵。他与清朝的斗争最后以失败屈服而告终，他的儿子后来还做了清朝的官员，但他却无撼地为衡山的正气添了神来之笔，失败的只是文人回天无力的无奈。也许万物真有灵性，“湘西草堂”院内，那棵树干粗大弯曲、形若骏马昂首跃前的古枫和那株铁骨盘旋、蜿蜒上升、形如长龙的古藤，几百年来一直焕发着盎然生机，不正演示着船山先生的气节，更巧的是先生曾将枫树叫“枫马”，古藤又俗称“藤龙”，先生不屈之正气岂非正是龙马精神。
还有一位与衡山沾边的人物，尽管从“汉奸刽子手”到“古今第一完人”，他给后人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其才气、思想纵横千古，在立功、立德、立言以及治身、治家、治学、治军、治国多方面都独树一帜，委实令千万人推崇不已，近年来他的著作及传记更是一时“洛阳纸贵”。蒋介石曾将他的兵法和相人之术的书籍随身携带，毛泽东更是感叹：“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就是忠毅侯曾国藩。我家距他的胞衣地荷叶塘有二十余里，幼时常听大人讲述他的传奇，这位衡阳发迹的文正公，一步一步走向神坛，留给衡山一个静静的背影。却似乎一夜之间，衡山乍起一声惊雷，大地为之震撼。
自胡氏父子开始，经世致用的学风便代代相传，从未枯竭，久经湖湘文化浸淫的衡山人自然也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刻进了脑中，将匡济苍生的责任融入了血液，他们在黑暗的历史甬道里摸索，寻找火神祝融遗下的火种，渴求让大地光亮。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残局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这是孙中山先生写的一首挽诗，悼念的是革命烈士刘道一，作为第一位为革命捐躯的同盟会会员，他牺牲时年仅22岁，留给世人的也只是这样一行字：刘道一，湖南衡山人。
天下有五岳，革命的火种从衡山燃起，这是毛泽东早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的由衷感慨，也暗合了火神祝融的传说。岳北农工会，这粒革命的火种在衡山大地点燃了熊熊火焰，照亮了中国的天空，据说，后来的秋收起义中有一部分就是农工会的农民。当抗日的烽火燃遍整个中国，衡山，责无旁贷成了赖以依靠的屏障，巍巍忠烈祠记下了曾经纷争的岁月，至今依然透出凛凛的民族正气。说到这，我不禁想起一位优秀的衡山之子——文立正。他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看过《铁道游击队》的人都会记下那位智勇双全的政委李正，文立正就是李正的原型。“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当硝烟渐渐褪尽，历史的陈迹已然随着清风，混入山间的雾蔼，归隐于林了。好在文化一脉相承，文定书院的旧址矗立起一座同样闻名遐迩的学校，隐隐传来的“南岳之气苍苍，化作云兮飞扬，为霖为雨兮，遍及七泽三湘”歌声，与山同吟，与云共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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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岳新闻网
作者：张敏杰（四川省）
编辑：彭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