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结束了在长沙的拍摄，日本“亚细亚写真大观社”摄影师岛崎役治的下一站是南岳衡山。83年前，他应是穿过“天下南岳”的古镇牌楼，走进山下小镇，随进香朝拜的人群一起涌进南岳大庙，其后由百步云梯处的石径登山。

　　我们通过查阅文史资料，并在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南岳区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周跃华的协助下，尝试还原1930年前后的南岳。

　　岛崎役治来衡山的时间，应为1930年7月左右。在为衡山脚下某村庄的照片作注时，他提起从长沙一路过来听到的风声，共产党人在湘鄂赣边境活动频繁，刚到衡山没几天，又传出长沙被共产党人攻破的消息，为此他还感叹：“我在此后旅行摄影时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据历史记载，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因而推断，岛崎役治这一组关于衡山的照片，均拍摄于1930年7月前后。

　　此时的南岳衡山，并非一年中香火最旺盛的时节。在镜头里，位于衡山南麓的南岳古镇御街牌楼一带，原是古镇中心，此时却也行人寥寥，牌楼左侧的墙上，一张“狮马牌肥田粉”广告高出一截。这时正值农忙，来的路上，岛崎役治就注意到了路边的水田里，有农民在躬身拔秧。

　　衡山脚下土地崎岖不平，它们或高或低，围绕出不规则的盆地，当地农民利用山丘的梯度，固土施肥，饮水灌溉，开拓出一块块耕地。他们在上面主要种植红米。据周跃华介绍，红米是衡山地区特产，“它生长期长，产量不高，因为稻皮坚韧，当时的稻谷加工条件差，只能靠杵舂米，所以加工出来的大米比较粗糙，很难咽吞，又称‘糙米’，现在我们拿来煮粥喝”。

　　在岛崎役治眼里，种植红米的山涧水田是南岳的独特风景之一。红米的种植在三月和五六月，他来时恰好赶上第二季插秧，农民把秧田里培育好的秧苗运到梯田里种下。拍摄时，他对农民的戴的斗笠感到好奇，在图说里写到“他们上半身顶着一个不是很好看的斗笠，样子奇怪且少见，不过下雨天，烈日当空时，却非常管用，比起只遮住头部的深草帽，显然更加合理。”

　　对此，周跃华有同样困惑，“我年轻时曾在衡山县乡下工作，但从未看到过如此怪模怪样的斗笠，这或许是个发现。”

　　周跃华根据岛崎役治的衡山照片，复原了其登山路线。

　　岛崎役治穿过南岳古镇上“天下南岳”的牌坊，沿着御街径直往北。路边的商铺、旅店林立，招牌招摇，空气中散发着一种积年沉淀的香火气息。古镇是衡山的前站，这里有“南岳不作田，赶个八月吃三年”的说法，即赶在南岳香火旺盛的季节，在镇上开铺经营，摆摊买卖，稳赚不亏。御街一带，卖得最多的就是香烛钱纸和爆竹。

　　每到秋季，湖南及周边湖北、江西等省的善男信女，都有到南岳进香的习俗。进香者用黄布扎一个香袋挂在脖子上，做一个三寸高的小木凳，凳上插三根香。父母健在者穿红衣，父母去世者穿青衣，由家里出发，边走边拜，高诵歌词：“南岳灵山朝圣帝……”进香高潮时期，“长沙至衡山道上，络绎不绝，歌声载道，旁观者以为乐趣”。(《长沙耆旧文存》陈先枢编纂)

　　御街的尽头就到了南岳大庙。南岳直到1936年才修通从南岳镇到半山亭的登山公路，因此岛崎役治这时只能沿着一条叫“百步云梯”的登山石径蜿蜒往上爬。沿着石阶走到玉板桥，已经到了衡山的山腰位置，他在这里拍摄了一张山南的农家风光。

　　农舍坐落于对山的脚下，茅草坡顶，屋后种有果树，层叠的梯田环绕旁边。如今，这里仍有延寿村和南山村两个村子。岛崎役治在图注中说，“盈满水的水田，在这边和那边浮出的景色真是叹为观止。月夜登山眺望，月亮从成千上百个水田中浮现出来”，他应在这一带徘徊了许久。

　　岛崎役治沿着玉溪往上爬了近半小时，就到了观音桥。在他经过的玉溪北侧，有一处密林被小山包遮掩，这里于1940年建起了忠烈祠。

　　观音桥附近的磨镜台、祖师殿等景点，在民国时期就已设立。岛崎役治边走边看，大约3个小时后，最终上行至祝融峰顶。峰顶树木稀少，几棵老松愈显苍劲挺拔。路边的木杆上，点着一盏夜明灯，这是海拔1290米高的祝融峰的标志。岛崎役治在这里拍到了山巅缭绕的云海和山脚斑驳闪烁的水田。一旁的观日台颇为简陋，仅用青石筑起了一个高台。许多看日出的游客，头天晚上会在祝融峰上的高台寺住下，第二天起大早登台观日出。

　　他选取的上山道路，正是数百年来，从衡山南麓登顶的一条古道。公元805年，韩愈曾由此上衡山，明末崇祯年间，徐霞客也由南面此道登顶。

　　“不管岛崎役治此前出于何种目的拍摄，这批衡山的老照片现在弥足珍贵”，周跃华说，“他是我们目前已知，历史上第三位与衡山有关联的外国人”。

　　二十世纪初，美国籍著名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盖洛(WilliamEdgarGeil)在他的著作《中国五岳》中，将“中国五岳”与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基督教圣地坎特伯雷相提并论，暗示“五岳”是中国人的“麦加”和“坎特伯雷”，而衡山因在南方属火，盖洛称其为“赤色的衡山”。

　　英国诗人，著名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Empson)，1937年11月曾在南岳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任教，他为学生讲授莎士比亚和英国诗歌。当时由于书籍运送不及时，燕卜荪只能把《奥赛罗》整段整段默写在黑板上，或者把乔叟和斯宾塞的诗篇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然后边讲解边评论，“学生们的眼光迷失在诗人身上”。(《威廉·燕卜荪的南岳之秋》甘建华)

　　燕卜荪在南岳工作、生活3个多月，1938年2月，他随长沙临大文学院离开衡山，搬迁至云南昆明。他曾写下234行的长诗《南岳之秋》(AutumnInNanyue)：

　　我所住的这座圣山，对于我读的叶芝有点关系/它是佛教圣山，本身也是神灵/它兼有两种命运，一公一私/…………/香客们逃开，乞丐们只能慢走/山上高僧取得了考古典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