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衡山已经发现云密峰、岣嵝峰、岳麓峰有大禹碑，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大禹碑吗?回答是：有的，而且至少有两块。

　　1986年，新《南岳志》的编辑们上山考察五峰形胜，在朝日峰望日台处偶然发现一级台石上刻有文字。仔细一看，竟是蝌蚪文字!原来是大禹碑的残碑片。他们非常重视，回来转告了南岳文物管理所，该所马上调人上山挖掘。结果，在那块残碑处，又挖出两块残碑片。一定是修望日台时，工人们把它们当作一般石块砌到台阶上了。三块残碑，一、二块各有二十七个字，第三块有二十三个字，共七十七个字，同大禹碑一个样，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文管所于是运回馆里收藏保管，作为研究大禹碑和蝌蚪文的实物资料。至于这碑是何人何时摩刻的?是从云密峰拓印来的呢，还是从岣嵝峰拓印来的，抑或是从岳麓峰和其他什么地方拓印来的?就不清楚了。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衡山县城也有一块大禹碑。旧县志记载：是清代衡山学者周惠畴刻的。他是一位蝌蚪文专家，摩刻了大禹碑后，先放在县衙内，然后移置到城南景贤书院内。县志错记为南岳集贤书院了。集贤书院从来没有关于大禹碑的记载。周惠畴把大禹碑置于景贤书院是有道理的。第一，大禹碑是文物品，书院是文化场所，把文化物品放到文化场所是合适的，便于人们参观研究；第二，他与修建景贤书院的聂铣敏都是文化人，把大禹碑放在书院，有互相表彰的意义。景贤书院是聂铣敏于清嘉清十年(1805)捐建的，他是状元彭浚的同学，二人同学于静谷一所著名的私塾，又一同考中进士，他不仅建了景贤书院，还在现在的马迹中学近处建了一所景泗书院，该书院解放后分给农民作住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还留下一堵墙，上书：“景泗书院”显赫的四个大字。而景贤书院到民国时已成废墟，院内的大禹碑不知去向。

　　文化大革命前，老衡山县文化馆馆长杨清明到湘江河畔散步，偶然发现了这块大禹碑，原来流落民间， 被附近居民抬去当洗衣板了。杨馆长当时雇请了十几个人把大禹碑抬回馆舍保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禹碑再无人过问。待文化大革命结束，大禹碑已无影无踪，估计是被造反派砸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