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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化】抗战中的南岳光耀中华

作者:区委党校校长 陈德荣 编辑:彭俊 2015-08-27 09:04:45
时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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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年前的卢沟桥炮火,自北向南点燃了地处五岳中最南端的南岳的抗战锋火。特别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南岳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抗战活动的重要场所,继武汉之后的又一处抗战大本营。由此,中华五岳之南岳再次显现了它护国佑民的特质,民族英烈们在南岳衡山这方神奇的土地上谱写了一首首不朽的壮丽史诗。其创意创新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意义非凡,在抗战史、中共党史、文化史上开创了多个第一(或唯一),闪耀着夺目的思想光芒。让我们一起穿越到那炮火纷飞的岁月,拾掇起一串串明珠,以纪念和缅怀在抗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同时,铭记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和继承智慧和力量。

 

  一、南迁南岳的文化巨匠因缘殊胜与南岳历史文化碰撞出“星星之火”

  无情的战火迫使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湖南,9月8日依令合并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因长沙校舍紧缺,其文学院便迁到南岳白龙潭上方的圣经学校。其时,文学院由胡适任院长,朱自清任中文系主任,叶公超任外文系主任,冯友兰任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刘崇任历史社会系主任。闻一多、浦江清、金岳霖、汤用彤、吴宓、郑昕等著名教授,以及外国专家和诗人威廉﹒易卜生等,陆续抵达南岳办校讲学。至1938年2月20日依依不舍离开南岳,迁住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亲历战火之乱而转徙千里的师生们来到这人文历史厚重的衡山山谷中,虽有安身之所,却无安心之日。他们睹物思史,临“单岳”而思五岳(五岳为封建王朝国脉存亡的象征),联想到晋室东迁、宋室南渡,古人临南岳而叹“五岳今惟见南岳,北望乾坤泪双落”的情景,使他们产生了共鸣,同样产生了古人面临相似民族危机时激发的为国捐驱杀敌的精诚之气。

  冯友兰先生激情赋诗,表达了这一历史,一首是:“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半壁江山太凄凉。”另一首是:“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纷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事,亲知南渡事堪哀。”

  朱自清先生非常赞赏这两首诗,便带到学生们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引吭诵读,激起了大家一阵阵悲壮的抗日救亡呼声。师生们凝聚起的这股精诚之气,当时就化作课余假日的抗日救亡宣传行动。点燃了包括岳云中学师生在内的当地群众,间接助推了中共南岳地方(时为白区)组织的抗日救亡行动,也为后来佛道教人士参与抗战等后续的一系列亮点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这与后来叶剑英来南岳登祝融峰时“听涛起雄心,势荡扶桑儿”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文化巨匠们可谓“怀古生激情,化作云飞扬”。

 

  二、国共合作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动写照

  朱德在武汉参加高级将领会议时书面向蒋介石提出,相持阶段要发展敌后游击战。在随后的南岳军事会议(第一次)上,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具体培训对象是全国各部队里营长以上师长以下和各地方县长以上、专员兼保安司令以下的干部。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并向共产党方面发出派教官的邀请,毛泽东得知后高兴地说:去吧!去讲讲我们的一篇道理。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教学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教官有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崇、薛子正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行住在南岳衡山脚下的一座叫“桔盈圃”和“果园”的富家民房。

  游干班训练课程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同时还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士演讲或作报告,如周恩来演讲了“中日战争之政略战略的问题”,胡愈之演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等。两党合作举办的游干班从1939年2月开始到1940年3月结束,共举办三期,培训了三千余名游击骨干,为推动敌后游击战的开展、为全面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共合作史和抗战史中有着重要地位。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堪比黄埔军校,甚至过之而无不及:

  从办学原由、主体来看,虽均是国共两党合作,但游干班是共产党提议的,培训的战略战术也是共产党首创并倡导的。

  从组织序列看:蒋介石是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班主任,周恩来是(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这个班的国际问题讲师,都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作过报告。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陈诚和白崇禧;教育长汤恩伯、副教育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陈烈(54军军长)等。

  从培训的对象看:游击干部训练班具体培训对象是全国各部队里营长以上师长以下和各地方县长以上、专员兼保安司令以下的干部。大部分军官已具有黄埔等军校的学历。而黄埔培训的学员是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

  从培训的直接目标看:黄埔是针对东征北伐的需要,不管怎么说是内战,当然抗战爆发后学员也同样抗日;游干班目标非常明确:抗日。

  从参与的人的地域看:南岳游干班具有国际性,越南的胡志明化名胡光做译电员,在此学习;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日本共产党员鹿地亘在这做讲师;苏联顾问季维诺夫在此讲授“炮、步兵协同作战”。

 

  三、佛道救难协会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典范

  1939年春,日寇占领武汉后继续西进,江西南昌失守,日寇向中国南方的军事要塞长沙逼近,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连南岳山上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们也静坐不住了,再也无心奉佛学道。在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救亡指示的影响下,从前线赶来的宣传队在南岳街头演唱、宣传,抗日的歌声响彻山峦,救亡的活动遍及各处。僧道们也不愿意当亡国奴,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上封寺的知客演文、福严寺华严研究社的讲师巨赞、暮茄准备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南岳佛教僧青年救亡团”,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因此他们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黎友民为“南岳佛教僧青年救亡团”向上级申请备案。黎友民信奉佛教,与巨赞等人交往颇深,常有诗词唱和,他本人又有几分爱国思想,于是满口答应。通过他的介绍,巨赞、演文会见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汤恩伯、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军长陈烈。二位将军对巨赞、演文的抗日爱国行动给予肯定和鼓励,表示呈报蒋介石批准。

  不料此事久久没有答复,弄得汤恩伯和陈烈十分尴尬。

  在黎友民的引荐下,周恩来及叶剑英接见了巨赞和演文。周恩来不顾诸事繁忙,认真地看完了“南岳佛教僧青年救亡团”的宣言和简章,并鼓励道:“各位大师,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但要讲究策略,一方面要坚定僧众们保卫祖国的决心,另一方面要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教义去感化一些信佛教的日本侵略军,使他们懂得教义上所指的侵略、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是犯了戒律,犯了天规,促使他们厌战、反战,动摇日军的军心。攻心为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并不亚于冲锋陷阵,手刃顽敌。”

  巨赞和演文听了,心里豁然明亮。谈话快要结束时,巨赞(有几种说法)拿出一本纪念册,双手递给周恩来,请他题词,以志纪念。周恩来高兴地答应了,接过纪念册默想片刻,欣然提笔,在纪念册上写了8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叶剑英按照周恩来题词的要求,与游干班政治部主任陈石经(即陈烈)研究,南岳不仅有和尚,也有道士,自古佛道并存一山,应都动员起来,并由游干班政治部下设的民运指导处负责具体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来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南岳山上数百名僧侣。不久,在游干班政治部负责人的组织下,巨赞、演文和暮茄在大庙里召开了动员大会,众僧道无一缺席,连尼姑也参加了。在研究全山统一的抗日救亡组织机构名称时,暮茄和巨赞原拟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但在请教叶剑英时,叶剑英根据佛、道教救苦救难的教义,和南岳佛、道并存一山的历史渊源,建议将“救国”改为“救难”,将“佛教”改为“佛道”,这样既弘传了教义,又能团结更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共赴国难。

  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祝圣寺召开了成立大会,叶剑英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动人的演说(后详述)。

  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演讲,备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奋身救国。

  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后,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立即着手开展工作,首先将青壮年僧道集中训练,称作“战时知识训练班”。周恩来还把八路军高级参谋薛子正调来南岳任战时知识训练班的军事教官,自己也抽空去训练班讲话。1939年6月,战时知识训练班结业,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将这些学员组成“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道教流动工作团”,由巨赞、演文分别率领,分赴湘潭、长沙、江西、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四、叶剑英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时的演讲为全国宗教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也成为了中共第一篇关于宗教工作的历史文献

  5月7日,南岳祝圣寺,叶剑英激昂地向僧道们作了[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说。在这篇被巨赞法师称为“动人的演说”词中,叶剑英首先开门见山地指出:“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假使中国亡了的话,全国人民都成为亡国奴,和尚也一定成为亡国和尚,这是无可逃避的现实问题。”接着,他深刻分析了佛教、道教与其他一切宗教共同面临日寇侵略带来民族危难这个现实问题,并引用协会的“宣言”沉重地指出:“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深深领教了日本军阀的残酷,感受了侵略战争的痛苦。这样血腥的事实,严重的灾难,是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他号召大家,“在这样严重的生死线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不论僧俗,不论手里拿着枪或是拿着经,我们必须将共同的敌人赶出去!”为此,他称赞“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抗战中是有重大的意义的。”然后,叶剑英结合佛教的教义和协会的成立“宣言”,从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普度众生与民族解放,佛的精神与革命精神,学佛修道与参加抗战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特别指出,佛告诉我们“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是什么?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是不是众生?当然是的,而且是同一炎黄子孙,生死相共。我们要普度众生,首先就要从解放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入手。同时一切普度众生的工作要看重众生,不要看重个人:要看重现实,不要妄想将来。做到这步田地,就是“无我”了。无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他号召“佛的弟子要学佛的精神,把自己的躯壳放在抗战的烈火中焚化,灵魂才有光辉,在历史上才会受人尊重”。叶剑英接着说:“我们在抗战的烈焰中,没有自我,只有大家,要有未来,先有现在;必须通过现在才有将来,必须做到无我的地步,才会求得自我的存在。本着这种精神来做,一切救难工作,一定有辽远的前途,而且要推广到全中国、全世界,发展成为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阵线。……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应该跟唐三藏一样,不仅宣传挽救民族,普度众生的道理,还教给众僧宣传办法。第一件事,就是要以正确的佛理,去向日本的大众和士兵宣传“佛是不许可侵略,不许可残害众生的”,可以在一张传单上,画一个庄严的佛像,写上许多佛的遗教,告诉日本士兵,不要背叛佛的意旨帮助日本法西斯军阀来杀中国的弟兄,这样就可以削弱日本的侵略势力。他还告诉众僧,日本和尚应该是反对日本军阀侵略和烧杀的,并且应该用佛的意思来瓦解敌人,把反侵略的佛理散布到全世界去。所以,学佛修道同参加抗战是没有冲突的。第二件事,就是团结全国佛道信徒,使其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对于前线将士,对于流亡同胞,尽一切可能去援助他们,修道不是关在房子里的,而是要到街头,到农村,到工厂,到一切有着广大群众的地方去普度众生的。”讲话结束时,他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

  叶剑英高亢激昂的演讲多次被沸腾掌声打断,抗日救亡的烽火在宗教徒心中燃烧。他为民族、为百姓的“无我”人格魅力深深感动着在场每一个普度众生的宗教徒。会后,暮笳法师把叶剑英的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送去请叶剑英修改。不几天,叶剑英将原稿退还,并附上短信:“你记录得很好,不需我修改”。暮笳将演讲稿寄往夏衍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日报》社,5月29日全文刊出,为桂林乃至全国的宗教界人士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田汉还特地为救难协会的成立题赠了“自从悟彻如来意,又向人间树战旗”的诗句。

 

  五、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抗战史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在八年的抗战岁月里,国民政府曾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在历次的军事会议中,仅在南岳就曾召开过四次军事会议, 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这四次军事会议。而其中尤属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最为重要。

  1938年11月,巍巍衡山,菊花吐艳,枫叶摇红,秋色无限,风光如画。

  一个全国性的抗战会议即将在这座名山举行,国共两党要人蒋介石、陈诚、白崇禧、汤恩伯和周恩来、叶剑英、边章武等带着战争的硝烟,分别从重庆和武汉风尘仆仆地赶来衡山。参加会议的有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长官、将领及湘赣粤桂四省省主席等要员两百多人。

  这次南岳军事会议,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它不但总结了国民党前期在正面战场的经验教训,而且也为第二期的抗战从军事上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从11月25日至28日为期四天的时间里,蒋介石一共做了五次讲话,足以证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同时在会议上,依据前期的作战情况总结敌我的得失,并颁布了第二期作战的战略方针。

  会议取得的成果对整个抗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向世人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也有力地打击了亲日派的投降活动,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其次是表明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战略上的重大转移,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体现了持久抗战的方针;会议改变了抗战时期的划分,提出了以运动战和游击战取代阵地战,并强调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新的战略战术原则。既符合当时的战争实际,也与中共提出的“持久战”“游击战”的基本方针相一致;最后会议精神体现了国共合作、团结御辱的基本方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参加此次会议共商抗日大计,蒋介石还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着手在南岳共同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敌后游击战骨干。

  综上所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是在中日战争发生转折时期召开的,对中国的抗日阵营及抗战策略有着深远的影响,会议除了表明国民党坚持抗战,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心外,对国共合作和持久抗战也有着重大影响,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六、忠烈祠是近代史上南岳护国佑民的最好注脚

  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许多将领提到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言者伤心,听者敛容。蒋介石听后对此非常痛心,会后把陈诚、薛岳两位将军叫来,郑重安排了修公墓的事。

  后陈诚调任四川,而薛岳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所以建公墓的事基本上由薛岳在主持。

  由于此期间一直在与日军交战,修建公墓之事无暇顾及。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各界贺电频传,蒋介石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更予以嘉奖,但薛岳深感部属伤亡也惨重,旧愿未了又添新魂,营建烈士公墓之事已是迫在眉睫了。恰在此时,国民政府制定了﹤抗敌殉难忠烈官兵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和﹤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薛岳认为修建公墓的条件已经成熟,并萌发了在南岳“于公墓附近建筑祠宇”“以便岁时祭扫”的念头。经过相关会议和一系列准备,一直到1940年9月10日,南岳忠烈祠第一期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第二期于次年11月5日兴工,至1943年6月全部竣工。7月7日,南岳忠烈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大典,主持者薛岳在忠烈神位前恭读祭文,郑重宣布“抗战以来,各忠烈将士,即日入祠,岁时奉祀”,第一批入祠的将领有张自忠、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等三十八名。

  自此,忠魂藏寿岳,烈义壮乾坤。

  南岳忠烈祠历史地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象征,一座巍然屹立在中华儿女心中的历史丰碑。也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唯一一处为纪念抗战烈士建造的大型陵园。它由蒋介石钦定建在南岳,是对南岳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充分肯定和永久见证,更是近代史上南岳护国佑民的最好注脚。

  尽管世事沧桑,但忠烈祠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罗荣桓、陈毅、程潜、王震、罗瑞卿等,先后来南岳视察,前住忠烈祠参观或凭吊,并对管理保护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改革开放后,南岳忠烈祠这座历史丰碑也随之拂去劫难蒙上的尘埃。

  1983年10月,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中央政府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4年,被列入首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之一。

作者:区委党校校长 陈德荣

编辑:彭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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