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中的上升，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将“国际化”作为一个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沿海港口城市大连、宁波、青岛，可以成为“国际港口城市”；西安打造一个以“唐文化”为代表性的“国际文化城市”也是个不错的构想，这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国际功能提升的问题。

　　“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y)一般是指一个城市在某个功能方面具有国际性，这种功能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文化意义上的，当然也可以是经济方面的。此概念强调的是城市的国际性，但并没有强调城市规模的影响或者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比如瑞士的日内瓦拥有众多的联合国机构，但它规模很小，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不大，而耶路撒冷则是著名的国际宗教中心，苏黎世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纽约称为“国际城市”(Cosmopolis)，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文化功能，专门指国际文化多元性的城市，其中又特别强调人种的多元化。纽约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国际城市，因为它是世界各国人种集聚的中心。但一般来说，“国际城市”这个概念并不特别突出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力。

　　“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值得商榷

　　“世界城市”(World City)这个词最早是由德国大诗人歌德提出来的，他把巴黎、罗马这种曾经在欧洲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城市称为“世界城市”，但他那时的世界主要指欧洲，特别是西欧。这个词的发明权是歌德，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已不可能等同于歌德的时代了。

　　那么现在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城市其功能的世界性或全球性呢?美国经济学家科恩、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和他的学生沃尔夫最早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1981年，科恩首次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并第一次将“全球城市”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的扩张联系起来。在科恩的研究中，对“全球城市”的判定采用了两个指数：跨国公司指数和跨国银行指数，即跨国公司或跨国银行海外营业额占其总营业额的比例，而一个城市的国际性可由集聚在这个城市中的跨国公司或跨国银行反映出来，若比例较高，说明这个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

　　弗里德曼和沃尔夫认为，“世界城市”是指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一定支配地位的城市，是世界经济的指挥与支配中心，其度量标准之一就是城市所拥有的资本的空间支配能力，即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比如作为“全球城市”的纽约，其证券交易所是整个世界经济的晴雨表，而芝加哥、法兰克福等城市的资本控制力是区域性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世界城市的研究里面，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判定标准。

　　弗里德曼在1986年又提出“世界城市体系”的概念，认为在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有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投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种投资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一些核心城市，成为连接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城市体系的枢纽，比如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就是连接印度和世界城市体系的“节点”。这一概念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中国也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1990年，美国社会学家萨森在弗里德曼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全球城市》一书，重点研究了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全球城市。她认为“全球城市”包含两大核心功能，一为金融中心，一为跨国公司总部，由此得出结论，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生产服务行业集聚的所在地，从而实现了全球生产功能的分散和世界经济管理功能的集中。由于很多跨国公司规模不断膨胀，在其内部分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地区总部负责某一地区业务的现象，使新加坡、香港这样拥有大量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彼得·泰勒在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体系”上提出“世界城市网络”这一新的研究框架，他通过对世界城市相互之间横向联系的实证分析来判定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这一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国际性服务企业的区位来衡量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2000年，北京和上海还处于泰勒“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最低层次。到2004年，它们就已经占据一定的地位，到2008年，这两个城市与世界的连接度已经进入世界前十位。因此，在最近10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城市以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为代表，正在融入到世界城市网络之中。

　　就以上这些判定标准来谈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是不是一定就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北京、上海暂不具备对世界经济真正的影响力

　　一个城市的发展道路还是应当从它的历史、各方面的条件和国家的发展目标来判定。现在北京把“建设世界城市”作为一个发展战略，上海也在建设“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事实上，我们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需要搞清楚的是，世界城市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在世界城市早期研究中，它的功能是比较多样性的，政治中心的功能、经济中心的功能、文化与信息中心的功能，其后转向强调经济功能，而经济中心功能又主要局限在金融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两个方面。

　　就城市而言，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现在都还不具备对世界经济真正的影响力。其原因是这两个城市目前还处于受全球化影响的阶段，即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在此设地区总部、地区分行比较多，但是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的能力还比较弱，尚未形成有影响的跨国公司。另外，21世纪以来，世界城市不仅仅强调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和控制的能力，文化中心这个命题又重新提出来了。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同步的，包括价值体系、文学艺术、教育、体育等诸多方面，而中国文化以孔子学院的设立为例，也处于一个对外输出的起步阶段。

　　所以北京想要建设成为一个世界城市，应当认识到哪些功能是要着重发展的。在经济方面，北京金融业的发展基本上依靠政府来配置金融资源，集中了中国的大银行总部。由于首都的地位，北京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跨国银行地区分行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市场要素的配置中心在上海，外汇、证券、期货交易的市场都在上海，由此和北京形成互补的态势。

　　中国“世界城市”的崛起是必然

　　在整个世界城市的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是过于强调高端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萨森的研究中表现得就非常明显——过于强调金融中心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次金融危机恰恰也是从美国起步，对纽约和伦敦经济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要考虑是不是一定要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没有能力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没有对全球金融进行监管的能力?我们在强调发展金融中心功能的同时，还需要思考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另外，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是以硅谷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所推动的，不是金融的推动，而在世界城市研究领域对此是完全忽略的。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本的力量，金融中心的力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就是科技的力量。北京要打造的世界城市，应该是一个崭新意义的世界城市，不完全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它应该成为科技中心城市，在这一点上它是中国最具备发展条件的城市。北京是中国科研力量最强大的城市，如果我们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北京应该做好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发利用，发挥这个优势，把科技放到很高的地位。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北京如果明确自己的主导功能，考虑到在某些方面的劣势，某些功能的发展应该适当的转移，这种转移可以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除首都功能之外，突出高端服务业中心功能、科学文化中心功能、经济管理中心功能，是北京的城市功能的定位所在。

　　在世界城市研究中，金融中心被认为是世界城市的最重要功能。由于我国现行金融管理体制的束缚，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金融分成两大业务领域，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业务，在我们国家的布局里面，大银行主要集中在北京，非银行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上海和深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金融体制的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会大大加快，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也会加快。同时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开放，上海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证券市场。

　　上海另外一个优势在于依托长江流域和长三角地区，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上海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历来是密切的，这种联系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的过程中会带动长三角的发展，反之长三角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外向度很高，出口占全国1/3，这么大的贸易量是上海建设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基础；另外，上海建设航运中心，加强制度改革，更有利于进出口贸易，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带来正面作用，这些方面都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

　　中国在成为一个大国的过程当中，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经济方面，中国有必要也有义务参与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中国“世界城市”的崛起是必然的。但是，当我们强调了这些“世界城市”的高端功能后，需要防止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分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当中，如何与一个公平与正义的发展目标相结合?这可能需要更多考虑。

　　(作者：宁越敏 本报记者 李玉/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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